烟囱拆、工厂关、小火电停……
这样的事似乎与经济飞速发展不相协调，但却在中国大规模发生着。
“我们不惜以降低GDP增速为代价来实现这一（“十一五”降低能耗）目标。”9月在天津召开的夏季达沃斯年会上，温家宝总理的话掷地有声。
可想而知的艰难
新宣布关闭2000家污染企业，5年淘汰小火电机组近7000万千瓦……中国“十一五”期间的减排力度空前。
中国去年制定了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的目标。也就是说，“十一五”计划今年完成时，首先要实现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而未来几年的节能减排挑战将更大。
“这不是一项可以轻而易举完成的任务”，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专家芭芭拉·菲纳莫雷这样说道。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6日在天津发布研究报告说，中国过去5年已成功减缓二氧化碳排放增长，但如果不采取新的努力，比如继续提高能效、改变能源结构，中国只能将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强度降低37％。
“中国人需要勒紧裤腰带才能完成这个目标。”中国人民大学“能源与气候经济学项目”负责人邹骥教授这样总结道。据估算，要实现所承诺的目标，中国差不多每年需要为此投入780亿美元，这相当于每个中国家庭每年要承担至少166美元。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杜祥琬对记者说，即便“十一五”目标对中国也“很不容易”，因为中国现在采取的还是一些较为初级的手段，如淘汰落后生产力来实现目标。杜祥琬希望人们关注中国的实际情况，“至今中国人均GDP水平仍然很低，世界各国排名在100位之后，全国还有几千万贫困人口。同时，科技水平仍比较落后，因而发展比较粗放”。
“接下来‘十二五’的减排难度将更大”，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教授何建坤认为，节能和减缓二氧化碳的排放都是开始工作容易做，后来越来越难。
据麦肯锡公司的有关报告测算：在所要采取的减排和环保技术中，“十一五”期间附加投资约1.5万亿元人民币，“十二五”期间需1.9万亿元人民币到3.4万亿元人民币。
正因为如此，国际能源机构首席经济学家比罗尔说，为了应对能源和保护环境方面的挑战，“我认为中国下个5年的发展至关重要”。
发展中国家的人最能感受到中国完成减排目标的挑战和不易。10月初参加天津气候谈判的玻利维亚驻联合国大使巴勃罗·索隆日告诉记者，他曾询问许多发达国家代表对中国减排目标的看法，“你们反对这个目标吗？还要中国做得更多吗？他们中许多人都告诉我，‘不，已经很好’。”必须付出的努力
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别无选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一路狂奔，也付出了相当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说，发达国家工业化200多年遇到的环境问题是逐步出现，分阶段解决的，这些国家长时期遭遇的问题在中国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集中出现。因此，中国的资源、环境问题呈现复合性、综合性、压缩性的特点。改变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已成为当务之急。
而国际上，后危机时代的普遍特点是“低碳经济”争夺战硝烟弥漫，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正大力推进以高能效、低排放为核心的低碳革命，着力发展低碳技术，并对能源、产业、技术、贸易等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一场低碳经济的争夺战正逼近中国。
何建坤认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必然导致低碳技术快速发展，它会成为今后国际科技发展前沿和技术竞争的焦点。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必须加强技术创新，这也是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因此，制定单位GDP减排目标是统筹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协调近期与长远，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决策。
中国制定的减排目标有高度科学依据，何建坤说，它就是要在尊重国情基础上使二氧化碳排放从“基准线”偏离，也就是说使二氧化碳排放在图表中的轨迹比原来没采取措施所呈现出的轨迹低。“这是一个非常有力度和显示度的目标”。
专家指出，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进程中，同时面临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控制污染、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多重压力，在相同发展阶段面临的挑战比发达国家大得多。“即便如此，中国也绝对不会像发达国家那样，人均GDP达到了4万美元才出现（排放）峰值”，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说，中国从人均GDP 3000美元的时候，就开始采取措施，减缓二氧化碳的排放。
“中国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高耗能产业比重大，因此我们必须逐步调整产业结构，必须从粗放发展方式转变为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杜祥琬说，“这既是中国自身的内在需求，也是对人类可持续发展负责的体现。”
前所未有的决心
来自发达国家的舆论，将其他国家的减排态度、行动和中国的减排力度对比，也看到了差距。《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最近写道：美国共和党人把气候变化看作“JOKE（笑话）”，而中国人则把它看作“JOBS（工作）”。
过去5年，中国仅小火电机组就关停7000万千瓦装机容量，超过英国全国装机容量。近两个月，中国各地正为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作最后冲刺，反映出中国在节能减排上的严肃、认真态度。也正因此，英国《金融时报》今年9月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中国减排动真格”。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2010全球绿色能源投资趋势》报告指出，2009年，中国成为投资清洁能源最多的国家，中国公共部门和私营机构对核心清洁能源领域（新型可再生能源、生物燃料和能源效率）的投资比上年增长53％，可再生能源发电功率容量增加370亿瓦。
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主任乔纳森·霍尔斯拉赫认为，在很多方面，中国所做的正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应当做的：让人民脱贫，同时努力降低工业化的负面影响。迄今，中国非常出色地履行了这一平衡两方面力量的举措。它斥巨资提高经济效率，并致力于把工业生产的能耗降至一个能引领绿色增长新阶段的水平。
从“建设生态文明”写进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到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从主动提出控制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行动目标，到实行“十一五”完成节能减排目标“问责制”，中国政府近些年一系列措施引人注目，显示了中国努力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的积极姿态和前所未有的决心。
“在许多重要领域，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的努力都具有表率作用，”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专家芭芭拉·菲纳莫雷说，“中国的行动值得美国和其他国家多多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