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新一届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成立。这支被称为中国“气候变化智囊团”的队伍,汇集了31位气候变化领域的权威专家。他们的日常工作就是为谈判输送“弹药”.丁一汇是这个“智囊团”的副主任,负责研究气候变化的科学问题,例如气候变化的原因,如何用模型预测未来等。
丁一汇从1990年起就参加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工作,参与了IPCC的全部四次评估报告,可以说是国际气候变化学界的见证人。在北京论坛期间,他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专访。
第一财经日报:在“冰川门”事件和国际科学院(IAC)对IPCC的评估报告发布之后,您如何看待IPCC自身的改革?
丁一汇:国际科学院的评估总体而言还是比较客观的。第一,它肯定了IPCC多年的努力推动了气候科学的发展。第二,也是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IPCC的工作引起了社会各阶层对气候变化的极大兴趣。这是IPCC建立之初完全没有预想到的,现在能有这么多人,上至政府官员,下至普通百姓,都如此关注气候变化问题,渴望了解气候变化问题。但是,这同时也给IPCC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我们不能完全回答公众的疑问。这里面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用更客观、更合理、更透明的方式来应对,以满足社会各方面人士对气候变化知识的需求。我们现在需要对20年前建立的制度及体系进行改良。我认为IPCC的评审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整个评审程序是非常严格的。关键在于,如何更好选择参与评审的科学家和政府官员,使他们更具代表性。
日报:您所指的代表性,是不是要选择更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
丁一汇:对,这一点已经注意到了。现在每年的IPCC报告都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关键是,所选择的科学家和政府决策者,要真正理解懂得气候变化。另外,对于有不同意见的人士,应该充分给予他们发表意见的机会,在评审时也要把他们的意见考虑进去。过去这一点做得不够,对一些不同意见不采纳。现在看来,这样做是不行的。
第二点要注意的是,整个IPCC的主席和每个工作组的联合主席是否应该连任?现在牵扯到连任问题的就是IPCC主席帕乔里和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秦大河。中国代表团认为,既然秦大河已经选上了,他还是应该连任。帕乔里的问题,我觉得他代表发展中国家。其次,在上一次他是通过竞选获得该职位的。现在看来,他的工作很称职,并没有失职的地方。
日报:但是他可能还是有些问题。
丁一汇:对,批评他的人认为,他利用IPCC,从英国获取了资金,支持了他主管的印度能源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我去过两次。如果仅是他从英国获得资金,这个本身没有问题。至于他是不是凭借IPCC主席的地位,获得这些资金,还缺乏足够理由证明其间有必然联系。
关于改革IPCC,我再补充一点。IPCC要成立执行委员会。世界气象组织、科教文组织都是如此,除了主席以外,有个执行委员会处理日常工作。
我个人认为,应该让IPCC组织一个“学术委员会”,由他们决定要选择哪些人。这样的话,就能分散主席的权力。还有的改革意见建议程序要更透明,允许不同意见,有些人员不能连任。不能连任的话,某些个人的观点就不致影响过深。
日报:您是从第一次报告就开始介入IPCC的。您如何看待中国科学家在IPCC中的话语权?在第五次报告中,我们中国科学家将发挥什么作用?
丁一汇:中国从一开始就一直致力于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我觉得发展中国家的声音越来越强。现在发展中的声音主要在靠几个国家支撑:中国、巴西和阿根廷等。特别强调的是,在我们的工作原则里面,一直在强调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平衡。譬如说,发达国家有个主席,发展中国家也一定要有个主席,这被称作“联合主席”.这是发展中国家声音增强的表现。对于科学家的选择,主要作者也要有一定的比例来自发展中国家,乃至每一章都要有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即使我们的水平比较低,也必须要听到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此外,一定要想办法把发展中国家的文献和科学成果翻译出来。会议的地点方面,也不能全部在发达国家举办,例如中国就召开过两次。从各方面来看,我认为IPCC基本考虑了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需求。
日报:这个趋势会持续吗?
丁一汇:我觉得应该继续,必须继续。若不继续,就无法做到公平。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起到骨干的作用,我们在会议上不断呼吁。中国科学家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增强发展中国家在IPCC报告的显示度。
话说回来,我们再怎么增强,也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有那么多高水平的成果。但是,该写的还是要写上去,例如季风、干旱等问题。当然,总体的结论,肯定还是发达国家居多的。
由于更多的中国年轻人加入IPCC的工作,他们的英语水平比老一代要好,发言的机会也就更多。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对第五次报告增加更多发展中国家的成果很有信心。在这方面,我们国家自己也做了很多准备,我们做过国内的评估,现在已经做了两次。这些成果都可以拿出来。所以,我相信,第五次评估报告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一定会加强。
日报:您怎么看待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的作用?
丁一汇:专家委员会这是第二届,第一届我也是副组长。我主要负责科学方面,至于影响、适应和减缓,还有其他科学家在负责。当时我们主要工作是评估。关于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的结果,我们给中央写了封信,说明哪些东西是成功的,哪些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包括历史人均排放、气候模式的发展、如何影响农业水资源等。
日报:这一届委员会是否面向今后的气候谈判和IPCC第五次报告?
丁一汇:对。我们目前主要针对坎昆会议,从科学、谈判、国内减缓等诸多方面给中央提了很多建议。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工作,这个工作估计很快会结束。原来的专家委员会只有14人,改组后的专家委员会扩编为31人,涵盖了各个部门。覆盖面大了以后,我们可以更好地提出意见和见解。
日报:但是科学的研究是不是还将是基础?
丁一汇:当然。科学的研究也增多了,科学院院士增加了几个。这样一来,我们对科学问题的认识就更清楚了。
我们现在概括出五大科学问题:第一,我们有个小组专门研究,气候变化、变暖是不是一个事实。这必须要说清楚。有一些不同意见,国内外都有,认为这是个假命题,甚至是个“骗局”.这些意见都可以提,但从我们的角度,要拿出事实,拿出科学依据来。
第二,气候变化到底是人类活动为主,还是自然因素,其中人类活动占多大程度?科学家可以理解,但老百姓未必理解。这个问题要讲清楚。
第三,气候变暖产生的后果是负面为主,还是正面为主?有人认为气候变暖是好事,有人则认为负面的影响多。IPCC就认为不利的更多。
第四,关于气候预测,现在持批评意见的人不少。有人说,一个月都预测不准,还预测一百年?当然,我要说,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老百姓并不懂。这就需要我们讲清楚预测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气候模式预测是现在预测未来的唯一办法。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我们要告诉老百姓。
第五,就是域值,2摄氏度的域值是否有必要?《哥本哈根协议》定下来了2摄氏度,我们国家是基本上同意的。接下来,就是域值与稳定排放水平之间的关系。是对应450ppm(百万分之一二氧化碳浓度),还是550ppm?这个差别很大。现在国际上对应450ppm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