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嘉宾：苏伟(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
王石：从哥本哈根回来，您的体重下降了多少？谈判时是如何提神的？
苏伟：中国代表团的体重平均下降8斤，少吃了很多饭，少睡了很多觉。在哥本哈根21天，每天平均睡3个小时就算不错了。
谈判非常耗费体力，谈到最后脑子就不转了，但你必须让它转。一天下来，一摸脑门，热的。想想也有道理，用脑子的时候血液都往脑子里走，脚板心就冰凉了。有时喝咖啡的时间都没有，还得靠内在的意志。责任逼得你必须强打精神。
王石：在哥本哈根，你那个著名的谐音之说(“咖啡”与“棺材”)，你解释说是翻译的问题，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苏伟：总觉得发达国家在资金问题上一直没有诚意，光耍嘴皮子。即使少得可怜的钱，也没有真正兑现。在落实哥本哈根会议的成果方面，说的多做的少、雷声大雨点小。我那句话是对他们不负责任行为的一种很自然的反应，也在提醒全世界关注这个问题——发达国家说得好听，落实到行动是很难的。
王石：当时矛盾点落在中国和美国身上，我们承诺单位GDP碳强度要降低40%－45%，发达国家还不愿意。
苏伟：发达国家得寸进尺。哥本哈根会议之前，中国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公布了2020年前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行动目标，这是很不容易的，涉及到就业问题、经济发展，要花很大的代价。但我们决心很大，认识到这既是我们自身的需要，也是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发达国家一开始说：你只要往前走一步，就很好了。等你迈出第一步，他说第一步太小，要迈得大一点。等你再迈一步，他说还是不够。总体来讲中国非常认真、积极。他们自己推卸责任、不想干，逼着我们干。
王石：哥本哈根谈判的紧张状态下，你们的幕后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
苏伟：根本没有幕后，全都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场会接一场会，没时间在背后思考、谋划什么。现在，大家希望坎昆会议能取得成果，但并不那么迫切。在哥本哈根，全球性的关注达到一个顶峰。气氛和工作节奏都很紧张，场景非常乱，各路人马风风火火，喊口号的、举大喇叭的、游行的、静坐的、挡道的，来来往往都是人。在哥本哈根的每个不同角落，都有人酝酿着不同的磋商。现在讲斗争不太时髦，但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斗争的确非常激烈。
王石：你怎么看气候谈判的实质？
苏伟：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社会的发展引人注目，必然相应增加能源消耗、带来排放；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多底子薄，按历史人均来算的话，并不是主要排放来源。这里涉及到发展空间、公平发展的问题。现在经济发展了，大家看着眼红——毕竟全世界的发展空间有限，已经发展起来的国家就设法来限制你。这是气候变化谈判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限制发展和反限制发展的斗争。
相对来说，欧洲的环保节能意识比较强，美国就不同，大房大车宽马路，城市格局分散。这些差异折射到产业上，欧盟就愿意搞技术创新，提高效率、节省能源。这也必然会给其他国家带来竞争压力，带来发达国家之间经济竞争、市场争夺。
所以说气候变化问题的实质，归根到底还是发展问题，焦点还是发展权之争，是国际事务的主导权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