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昆会议上，各国围绕气候变化议题展开了激烈的利益博弈，中国总结去年哥本哈根的经验教训，采取了积极应对的姿态，取得了相对的主动，这正印证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古话。为应对气候问题和全球化的低碳潮流，我们应该更进一步“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
应对气候变化应该立足长远，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
首先，气候变化风险是不可见的，应提前谋划。气候政治上有一个“吉登斯悖论”，就是说气候变化尽管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但由于它们在日常生活中是不可见的、不直接的，因此人们很少将其纳入短期日程。可一旦气候变化的后果可见和具体后，就没有回旋余地了。“吉登斯悖论”要求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不能等风险出现后再着手应对，而应超前谋划，有长远思维。
其次，国际减排压力、国内经济转型要求我们未雨绸缪、积极应对。
气候谈判实质上是政治谈判。在推动全球气候谈判、低碳全球化上欧美发达国家非常积极，尤其是欧盟。对他们来说，打低碳牌，既能争取国内选民，又能推动经济和就业增长。发达国家目前在低碳技术、人才、资金以及公民环保意识等各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他们在气候谈判中对中印等发展中国家施加碳减排压力，在国际贸易中逐步提高相关的碳标准，制造低碳壁垒，从而迫使发展中国家减排，借机输出低碳技术和管理模式，成功后就可以坐地收钱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前我国的经济结构不合理，为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我国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温室气体排放会恐难下降。因此，长时间里，我们还将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强大的减排压力。
同时，顺应低碳潮流对我国来说也是一个机遇。面临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资源环境的压力，仅靠要素投入获得增长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走到了极限，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成为我国的战略选择，这已经纳入了“十二五”规划。转型的方向无疑就是低碳，这要求我们积极应对国际气候变化，顺应国际低碳潮流。
因此，无论欧美是出于什么目的推进低碳全球化，在当前发达国家主导国际秩序的现实环境下，如果将碳排放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落实为对缔约国均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低碳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鸵鸟政策不是办法，未雨绸缪、积极应对，才是根本应对之策。只有积极融入国际气候框架，参与国际气候变化对话，并在此过程中适应规则、利用规则、驾驭规则，方能趋利避害。
结合我国的实际，应对全球气候问题，笔者认为有几个方面特别重要：
一是做好基础研究，增强话语权。气候变化关键科学问题、关系国家长远利益的重点问题是“硬骨头”，应该下力气“啃好”。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规律认识还很有限，缺乏对重大科学问题、对攸关国家社会经济、资源环境、能源、外交等重大利益问题的集成研究，在一些气候变化关键科学问题上还没有权威的国际发言权。因此，系统开展相关基础科学研究，获取基础数据和关键科学结论，对于增强我国在这些问题上的话语权，最大限度地减少气候变化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当前显得十分紧迫。
二是要搞好与产业和经济相关的自主创新。低碳技术转让是气候谈判中的关键问题。有统计表明，中国要实现低碳经济的目标，至少需要60多种骨干技术支持，但其中的42种核心技术，中国还没有掌握。比如我国对太阳能的利用规模世界领先，但是高纯度硅制造太阳能电池技术在国际上不是很先进。因此，对我国而言，打破技术瓶颈，对产业升级换代、调整经济结构可谓迫在眉睫。因此，一定要有基础性研究，从新的材料、原理到结构，哪个国家先突破，谁就能引领21世纪的能源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