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省8市的低碳试点启动至今半年有余，“探路”意味浓厚的试点省市正在努力摸索适合自己资源环境特点的低碳道路。当气候变化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节能减排，走低碳经济道路，也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不二选择。在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看来，5省8市试点的设立，正是要将应对气候变化与国内可持续发展密切结合起来。
“绿色低碳的道路如何走，虽然我们有目标，但我们缺少经验，国际上也没有现成的发展方式可供借鉴”，何建坤告诉《中国投资》记者，“我国必然不能沿袭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高能耗发展道路。如何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高碳向低碳的转变，就是我国现在必须探索而且必须走通的一条路径。这决定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成败”。
何建坤认为，低碳经济的治本之策及其治本之效值得期待，但生产方式的转变毕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他告诉记者：“低碳城市试点的设立考虑了区域特点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代表性，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社会消费方式为核心，以较大幅度地降低GDP的CO2强度为主要目标，探索出不同地域特色和产业水平的区域低碳发展之路”。
做与不做大不一样
《中国投资》：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我国启动5省8市的低碳城市试点建设出于怎样的考量？
何建坤：我国在哥本哈根会议前曾宣布，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十二五”规划中，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指标更是作为一个约束性目标按地区初步分解完毕。这一举措，已经表明了中国将应对气候变化与国内的可持续发展密切结合起来，在国内大力推进绿色和低碳发展。
原因很清晰——实际上，我们过去的发展路径基本延续了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走过的资源依赖型发展模式。近几年来，我国能源需求量更是以每年约2亿吨标准煤的速度在增长，石油的进口依存度当前已超过了50%。这样的模式从应对气候变化角度走不通，随着全球碳排放空间越来越紧缺，我国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能源消费和相应二氧化碳排放的较快增长趋势与世界减排温室气体、保护全球气候目标已经形成越来越尖锐的矛盾；从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资源保障、能源安全、环境保护也越来越成为瓶颈性制约。我国13亿人口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世界已没有那么多资源让中国沿着发达国家高能耗的老路走下去。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我国都只有走通一条绿色低碳的经济发展道路，推进技术创新，发展低碳能源技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消费模式，这才是我国协调经济发展和保护气候之间关系的根本途径。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社会变革的潮流，更成为我国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
然而，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如何从高碳转向低碳创新的模式上来，尚需要经过很多努力。但是，做与不做大不一样。对于试点城市而言，一开始可能只是有了低碳发展的理念，随后开始采取努力向低碳转型的各种举措，逐渐加大力度，只要坚持走下去，成效就会越来越大，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轨迹就会发生改变。因此，低碳试点的意义要看长远，建设低碳城市，并不是短期能够建成的，我们也不要期望在“十二五”期间就能看到特别显著的成效，关键在于指导思想明确，努力走上科学的发展路径，逐步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型。
低碳城市、低碳社会建设的最终的目标是近零排放，在实现较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同时，本世纪末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要接近于零，才能实现控制温升不超过2℃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目标。这就要求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方式根本性的变革和能源系统结构的根本性变革，这本就不是一项可以一蹴而就的事业。为了实现近零排放的终极目标，我们必须谋划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路径。
路，需要一点点走出来，我们必须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因此，此次的低碳试点，是整个国家全面实现由传统的资源依赖型发展路径向自主创新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变，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探路者”。国家正是要通过启动试点省市的相关工作，积累不同地域特色和资源产业禀赋的城市实现低碳发展的经验。
更何况，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形势下，低碳能源核心技术和低碳经济发展能力将是一个国家、地区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体现，低碳产业孕育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也将是国际经济、贸易和技术竞争的重要较力点，早着手，早布局，就能够借此机会为我国产业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带来新的机遇。
但是低碳经济的现代化道路在全球尚无先例，中国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参照，必须经过探索，做出成效。中国在迈出探索低碳发展道路的第一步时，就注定了这是一次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旅程。
《中国投资》：在您看来，低碳试点工作的启动，为相关省市带来了哪些变化？
何建坤：试点工作的开展，最重要的是促使地方在认识上有了极大的提高，各地方对相关理念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理解和掌握，提出的主要举措和重点任务明确，具体，有较大力度。随着试点省市规划方案的陆续实施，促进低碳发展的体制机制将不断健全，助力城市建设的低碳产业也会蓬勃兴起。
切入点：可量化的碳强度
《中国投资》：接下来的5年中，试点地区主要面临的核心工作是什么？
何建坤：低碳城市建设在“十二五”期间的核心目标就是要较大幅度地降低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事实上，这也是各低碳城市建设过程中的重要着力点。
由于未来GDP增长速度的不确定性，我国实施碳排放总量控制是很困难的。但是单位GDP碳排放强度和能源强度比较容易控制，所以低碳试点城市主要也是强调碳强度下降的目标。也就是说，未来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较快发展，GDP会较快增长，二氧化碳排放也会适度增长，但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速度会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这样就使得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要大幅度下降。这样的目标是非常有现实意义和高标准的，因为在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当中，在与我国当前相同的重化工业快速发展阶段，发达国家的GDP能源强度和GDP二氧化碳强度都呈上升趋势。即使工业化阶段较晚的日本和韩国，在这一期间的GDP二氧化碳强度和GDP能源强度也都呈现了上升趋势。
想要实现这一目标，试点地区工作主要将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是节能，降低单位GDP能源强度，二是改善能源结构，降低单位能源消费的CO2排放。当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最主要来源就是化石能源消费产生的，煤、石油、天然气燃烧均排放大量二氧化碳。因此，节能，调整能源结构，减少化石能源使用，也就从根本上减少了排放。
降低单位GDP能源强度，一是加强技术节能，加快先进节能技术的创新和推广，提高能源的转换和利用效率。比如“十一五”期间淘汰落后产能，小火电站就关停7200多万千瓦。“十二五”要继续大力推进技术节能，提高能源效率，在满足最终能源服务需求的情况下，一次能源的消耗量就会降低，以技术创新来支撑能效的提高。
降低GDP能源强度的第二个主要途径是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结构节能。单位第二产业增加值的能耗是第三产业的4倍以上，调整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有利于促使GDP能源强度的下降。据测算，第二产业比重下降一个百分点，相应第三产业比重增加1个百分点，那么单位GDP的能耗就能下降约1个百分点。甚至到了工业内部，生产轻工业产品和生产钢铁水泥等重工业产品的单位增加值能耗也相差很大。
结构调整还包括促进制造业产品向价值链高端延伸，我国现在生产的产品多处于产业链低端，能耗高，增加值低。人家生产芯片，耗能少，利润高；我们组装计算机外壳，耗能多，利润有限。进军产业链高端，生产同等金额附加值产品耗能肯定要比产业链低端产品来的少。
短时间内，节能仍是降低GDP碳强度最重要的一个途径，在未来实现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下降40％-45％的目标下，节能的贡献率要达到80％以上。
改变能源结构也是必经之路。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可在提供同样能量的情况下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燃烧1吨煤就一定要产生近2吨二氧化碳，而使用天然气，供应同样热量就能少产生45%的二氧化碳，因为天然气分子中含有氢，燃烧过程中就变成了水。比之更好的方式则是选择核能、水电、风电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供能量过程中完全不会产生二氧化碳排放。
我国在提出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40%-45%的同时，也提出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所占比重要从2005年的7%提高到15%的目标，15年内非化石能源比例增加1倍多。“十二五”期间的目标是从2010年的8.3%提高到2015年的11.4%，需增加约3个百分点。实现这一目标，2015年和2010年相比，能源结构调整可带来减排二氧化碳近3亿吨的效果。
“十二五”期间把GDP碳强度作为约束性目标，体现了我国进一步加强了国内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的实施，同时也将有效地促进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我国目前尚未建立起与碳排放相关的统计指标体系，现在有了这样的约束性目标，就要着手在全国建立二氧化碳排放的统计、测算和考核体系。这个体系建设非常重要，在不同的能源使用方式和设备条件下，消耗相同的能源量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可能有很大差别，需要进行详细的统计和核算。
较大幅度降低GDP碳强度成为低碳城市建设的目标和着力点，根据我国国情和当前的发展阶段，各地区还都难以提出碳排放总量的控制目标，未来碳排放总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GDP的增长速度。因此，目前的核心任务和主要的工作内容便是要提高排放单位二氧化碳排放所产出的经济效益。这样一个可以量化的指标已经成为当前各低碳试点的主攻方向。
如果我国到2020年GDP的碳强度要比2005年下降45%，由于能源结构也要优化，非化石能源比重将从7%上升到15%，可以使得GDP的碳排放强度下降约5个百分点，所以GDP的能源强度只要下降40%，就可以达到碳强度下降45%的目标。
在试点中，广东省已经最先提出在“珠三角”城市试行碳排放总量控制的目标，也就意味着珠三角地区的碳排放不再单纯是相对的碳强度下降目标是多少，也要对二氧化碳排放的绝对数量有所控制。总量控制并不意味着2015年的排放量一定要比现在少，允许增加，但增加的量是有限制的。这种设想是比较超前的，响应了中央提出的“十二五”期间要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设想，但是这种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设想目前还没有作为一项指标分解到各个省市。
低碳城市发展的“三驾马车”
《中国投资》：落实到城市一级，低碳经济发展主要从哪些领域着手？
何建坤：产业、交通、建筑，正是当前我国城市走低碳道路主要桎梏的领域，但转向成功的话，他们便能成为日后低碳城市的“三驾马车”。
现在我国城市，主要的能源消费还是在工业产业上，即使北京第三产业比重高达70%，能源消费仍有40%左右是工业消耗。试点城市普遍面临产业发展模式的转变，而低碳城市就是要建立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以低碳为特征，并不是单纯以低碳产业为主，高能耗产业也要呈现低碳发展，在各行各业都渗透低碳发展方式。
第一，传统高耗能产业，例如钢铁、水泥等，要进行技术升级，实现低碳化发展，要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大力节能降耗，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第二，要发展低碳新兴产业，调整产业结构，既包含节能环保、可再生能源等低碳能源产业，也包含信息、新材料、生命医药等高新科技的产业，这样的产业能耗低，增加值高，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来促进结构节能。同时也包含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比如金融、软件等，单位服务业增加值的能耗大概是第二产业的1/4。
第三，要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及天然气等无碳或低碳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大部分低碳试点省市的能源构成都是以煤炭为主，不仅煤炭利用的效率低于天然气，而且产生同样能量天然气的二氧化碳排放也不到煤炭的60%，而核能、水电、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提供能量过程中不排放二氧化碳。所以发展无碳和低碳能源能够在保证能源供给的同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当前我国城市中，交通已经成为耗能大户。交通方式的低碳转变，一是出行方式的选择，这部分主要涉及公共交通的发展；再一个就是交通领域能源的替代，生物酒精、电动汽车都成为可供选择的方案。在这一点上试点城市动作很快，已经陆续有地方提出发展电动汽车的规划。
建筑节能也是城市节能的重点领域，这里面既包括民用住宅节能，也包括大型公共建筑节能。建筑领域不仅需要在技术层面做节能，更要从理念上进行斧正。现在很多的大型公共建筑都采取全封闭式结构，全部依靠中央空调进行温度和湿度的调节，但实际上我国很多城市在相应季节完全具备以自然通风调节温度的条件。
此外，新建城市从规划角度就融入低碳思维十分关键。对于已经建成的大城市而言，转走低碳道路困难重重。新建的城市空间，可以在第一步布局阶段便考虑到如何能够更有利于公共交通布局。同理，新建建筑可以采取较高的节能标准，但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就面临很多困难。城市，既是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也是能源消费和碳消费集中的地方。必须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突出低碳理念，一旦城市按照传统的高碳模式建成，再有所改动便十分困难。
低碳城市的建设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不可能在5年、10年之内就宣布一个低碳城市的建成。因此，各地区低碳城市发展规划的制定十分有必要。国家发改委也正在研究编制低碳城市规划的指南，进一步指导各城市低碳发展的能力建设。
《中国投资》：碳交易也已经成为各地方争夺布局的下一步棋，您对此有何看法？
何建坤：目前，主要的省级试点地区都提出了建立碳排放交易体系的设想，探索利用市场手段，完善促进低碳发展的体制和机制，促使企业提升自身的低碳竞争力。同时碳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发展，也是一个国家应世界低碳发展潮流下经济贸易竞争格局变化的基础能力建设，也是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形势下，提升国际竞争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发达国家已经和正在建立各自的碳交易市场，碳减排信用成为一种紧缺资源和生产要素，碳市场的价格信号将体现其价值，把碳排放的社会成本内部化，对企业投资选择和技术改造都是强有力的政策导向。如果发达国家形成了完善的市场机制，而我国没有相应的体系和经验，那就不能主动参与和应对未来全球碳金融领域的竞争，即使参与进去也将受制于人，不能发挥主导作用。我国把相关能力建立起来，先在国内自己运行，等到真正接触国际市场的时候，就不会吃亏。试点地区要在低碳发展的市场机制和政策体制方面进行先行先试，也就有动力和机会去建设这些体系，一点点培育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中国投资》：控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碳排放，却又不能完全舍弃经济效益，您如何看待这中间产生的问题？
何建坤：我们应该看到，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的大背景已经由过去注重数量转向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十一五”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达11%以上，“十二五”期间确定的预期目标只有7%，相差4个百分点。这个数字的导向就在于我国经济发展将从数量向质量和效益转变。
GDP增速过高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我国现在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驱动。投资、消费、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现在投资和出口所占比例较大，消费比例较小。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2008年我国GDP中投资所占比例达到了43%，而世界平均水平仅在20%左右。
投资项目主要涉及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产能扩张，也就加快了对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产品的需求，所以高耗能产业所占比重也就越来越高。如果将投资增速降下来，基础设施和工业产能的建设慢下来，对高耗能产品的需求就会降低，就有利于结构的调整，也就有利于降低单位GDP的能耗。
现在我国为生产出口产品消耗的能源约占国内能源消费总量的1/4，出口产品大多以制造业低端产品为主，能耗高，附加值低。控制高耗能产品的出口，改变出口结构，多生产高附加值的出口产品，那么也就能够降低能源总消费。
控制高耗能产品的出口，放缓投资增长速度，增加国内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并使得GDP的增长速度控制在一个合理较快的水平上，不盲目追求发展速度，而着重于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我想这正是中央调低GDP增速预期的深层次含义。
10万亿投资前景初现
《中国投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形势也成为推动低碳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这一过程中蕴含着怎样的投资机会？
何建坤：由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日益紧迫，对新能源等低碳技术的需求有了强劲增长。按照UNE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测算，想要实现全球控制温升不超过2℃的目标，在能效、低碳能源领域的投资将达正常情景下投资的10倍，每年要达到1.2万亿美元。如果中国实现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下降40％-45%的目标，我国在节能和新能源领域的直接投资15年内就需要10万亿元以上，这尚未包含上下游相关产业发展的投资需求。这样大规模的低碳投资也意味着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对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提升低碳竞争能力有非常好的刺激。
如果按照现在的发展势头，到2050年全球碳排放可能要达目前的2倍以上，而实现全球控制温升不超过2℃的目标，到2050年碳排放不仅不能增加，还要降低50%以上。未来经济发展实际需要的排放增长和保护气候需严控的排放量之间差距很大，解决的出路在于全球都必须向低碳发展转型，而低碳技术的创新和快速产业化发展则是重要支撑。低碳技术领域巨大的市场需求和投资机会，将使先进低碳能源技术和节能技术成为世界科技竞争的前沿和重点领域。我国要抓住机遇，在核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以及清洁煤利用和碳捕集封存技术等领域，加强自主技术创新，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加速产业化的进程，形成完善的工业体系，抢占国际技术竞争的优势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