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气候谈判的进程中，欧盟一直扮演领袖的角色。但现在，欧债危机使得欧盟元气大伤，自顾不暇，甚至开始讨论要不要中国救欧洲的问题。
在气候谈判方面，发达国家也正在将如意算盘伸向中国。
据长期从事气候谈判的发改委气候司谈判处处长李高透露，欧洲同行曾提出希望能同中国联手组成G2，一起推进国际气候谈判。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海滨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在德班会议上发达国家提出让中国提供气候资金支持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在私下，发达国家已经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声音越来越大。中国必须有所准备。
实际上，中国仍然是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11月13日，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科技部原副部长刘燕华在2011低碳时代论坛上指出，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两条根本路径，一是在国际上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二是在国内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不管国际情况多么复杂，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刘燕华说。
从谨慎到积极
据悉，同以往参会不同，此次德班之行，中国代表团将会举行一系列密集活动，进一步加强跟国际交流，主动展示中国为减排所作的努力。
李高介绍说，在德班期间中国代表团会围绕能效和“十二五”规划以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行动组织一系列边会。还会组织“中国角”让国际同行了解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行动和谈判立场。
张海滨分析了过去20年来中国气候谈判政策，认为发生了几方面的变化。第一，立场从过去的谨慎转向积极。第二，驱动力从最初的国际压力转向国内需求，国内积极性显著增强。第三，谈判观念更加深入，谈判初期时倾向于把气候问题当成环境技术的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成为发展问题，现在还是国际政治与安全的问题。 第四，谈判地位的变化。初期是重要的谈判国，现在是主要谈判国。
“过去20年，中国正在国际气候谈判和全球气候治理当中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作用。当之无愧地说，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具有领导作用。”张海滨说。
不过，谈判地位的提升也意味着中国逐步走到了国际气候谈判的前台，成为焦点，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
从政策到行动
张海滨指出，面对压力，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内部问题，实现经济转型，在谈判桌上掌握更大主动权。
刘燕华表示，中国为低碳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十一五”期间我国实现了19.1%的节能目标，相当于减少6.3亿吨煤炭消耗，减少1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而在今年3月出台的国家“十二五”规划中，又进一步提出一系列重要目标。
李高说：“中国的节能减排工作力度是任何发达国家都比不了的。全世界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提出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这样的措施。”
对于此次德班气候谈判，李高表示，必须把巴厘岛和坎昆达成的一系列共识落到实处，才能迈向下一步，否则很多协议将变成一纸空文。
“谈判中最重要的是落实，应对气候变化最重要的是行动。中国可以骄傲地宣布，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行动方面，确实取得了效果。”李高说。
从努力到挑战
实际上，再过二三十年，中国仍处于工业化上升的态势，温室气体减排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在2011低碳时代论坛上指出，中国进一步节能减排有几个难点。第一，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机制不到位；第二，长期以煤炭为主的格局短期内难以改变；第三，处于工业化中期，下一步能否实现结构转型尚需时日。
此外，中国没有形成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节能减排仍然由中央政府主导，依靠减排指标约束各地方政府和企业。这也导致在“十一五”末期出现“拉闸限电”等极端现象。
魏建国表示，节能减排需要具体的政策工具来落实。而在减排工具的设计中，统筹协调各个部门最为关键。中国的现行体制使得政策工具体现出碎片化状态。他希望在统一的框架下建立起部门分工的管理体系，最终形成协调统一的温室气体减排管理机构，解决部门碎片化问题。
“经过这些年的谈判，国际社会对美国已经不抱希望，一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对中国持有过高期待，我希望国际社会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国情，多换位思考。”张海滨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