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实现全球经济复苏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双重压力下，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纷纷提出了绿色发展战略，实施“绿色新政”。在我国去年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专门列了一个篇章，就是“绿色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从现实情况看，在没有消费支撑的大背景下，强调“绿色发展”，最终只会成为无源之水的空话。据有关资料统计，80%以上的欧美国家消费者把环保购物放在首位，愿意为环境清洁支付较高的价格。我国53.8%的人愿意消费绿色产品，37.9%的人表示已经购买过诸如绿色食品、绿色服装、绿色建材、绿色家电等在内的绿色产品。与国外相比，中国的绿色消费人群要少10—20个百分点。而且，即使在绿色消费人群中，还有不少人存在着一些消费误区，认为绿色消费就是消费绿色，非绿色食品不吃，非绿色产品不用，但这其实只是从自身的利益和健康出发，却并未充分考虑对环境的保护，因而也程度不同地背离了绿色消费的初衷。
提倡绿色消费的关节点有两个环节，一是制度约束，二是全民行动。首先，必须有硬性的制度约束。从普遍意义上讲，绿色消费是相对成本较高、具有约束性的。从个体来讲，崇尚绿色、自觉行动，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要把这种个体行为推广成为社会的规范，必须有制度的保障，或者讲，必须上升到法律的层面。目前，我们的消费中不受约束的东西太多了。不仅仅是绿色不绿色的问题，而且是奢侈浪费的问题。这里，有如下的数据：中国农业大学调查显示，保守推算，我国2007年至2008年仅餐饮浪费的食物蛋白质达800万吨，相当于2.6亿人一年所需。浪费脂肪300万吨，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也就是说，中国餐饮业每年浪费粮食可养2亿人。学者估算，仅餐饮业一项，我国每年就要倒掉约2亿人一年的口粮。
贪污和浪费，是最大的犯罪。对付犯罪，必须使用法律手段。要研究制定绿色消费促进法，通过强制性规范，合理约束民众的消费模式、消费行为。法律手段很有效，但从很大程度上讲是对错误的惩罚，通过罚错来扬善，是相对消极的。积极的办法，更具广泛性的办法，应该是利用经济手段引导。比如，去年通过财政补贴和奖励的形式，推广了高效节能空调1600多万台、电机500多万千瓦、节能灯1.6亿只。但目前受到国家鼓励的绿色消费产品所占比重仍然是偏低的，以空调为例，2011年全行业实现产销量突破1亿套，内销出货5300万台。其实，这种普惠性的措施，完全可以与居民收入直接挂钩。现在，强调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要与经济增长同步，除了直接增加居民现金收入之外，这种鼓励消费特别是绿色消费的财政性支出，是完全可以计入居民福利性收入范畴的。
其次，全民行动起来，要在全社会营造氛围，形成文化。勤俭节约，是我们的民族文化或者民族特征之一，但实事求是地讲，炫富也是我们的民族特色。1500多年前，两晋南北朝的时候，就有石崇夸富的典故，今天，更有炫富的事情。虽然，炫富并非当今之潮流，但在过去二三十年，“先富起来”政策引导下的我们在宣传上倾向于纠正“越穷越光荣”的极左思想，确实过度宣扬了“富裕光荣”，甚至一俊掩百丑，只要能致富，就是能人、好人。现在，整个社会的氛围需要往回扳一扳了。勤俭节约与绿色消费还不完全是划等号的，绿色消费的层次更高、意义更广，但节约是基础，连起码的约束都不能承受，就更不用谈从生活模式、生活习惯上形成自觉的行动，实现以避免或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崇尚自然和保护生态等为特征的新型消费行为和过程。如果以制度建设为保障，以消费文化为基础，在全社会营造出这种氛围——“提升消费层次、优化消费结构的指向是绿色消费”，那么绿色发展、低碳环保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