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 未来10年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关键意义的历史阶段，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取得突破性进展。我们不仅要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要在关键领域改革上迈出实质性步伐，使各项制度更加完善。
我国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前，世情、国情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更加错综复杂。如何把握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变化，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一）
由于世界经济调整及不同板块此消彼长变化等原因，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趋于复杂严峻。
总体来看，未来10年我国仍处于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但由于世界经济调整及不同板块此消彼长变化、与主要发达国家力量对比及景气周期差异等原因，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趋于复杂严峻。
首先，世界经济进入长期复杂严峻的低速调整期。不仅国际金融危机持续时间和影响超出预期,危机后的世界经济中长期趋势可能也远比预期的复杂和困难。欧美发达国家债务危机持续发酵，去杠杆化将导致消费需求减缓，难以摆脱增长乏力局面。新兴经济体虽增长前景要好于发达国家，但并不可能摆脱发达国家的影响，世界经济总体进入到低速调整期。全球经济不得不进行发展模式、结构和动力机制等新一轮调整。由于短期内难以在一些关键技术和产业方面有所突破，世界经济将在中期内缺乏新的增长点，我国将面临输入性通胀压力等多方面的冲击。
其次，经济全球化进程放缓而国际竞争加剧。随着原有新兴经济体产业持续升级和后续新兴经济体的相继崛起，全球化进程将由原来以收入效应为主的双赢阶段，推进到替代效应凸显的利益分化阶段。发达国家作为全球化的领导者，其成本—收益格局开始变化，来自新兴国家的产业替代放大了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等严重社会问题，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趋强，从而全球化进程将趋于放缓，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竞争也将加剧。在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和领导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我国将同时面临发达国家和后起新兴经济体的双重夹击与挑战。
此外，世界经济格局及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关系将发生重大变化。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差速增长”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为显著的特征。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将不断上升，预计2020年左右将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必将引起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再调整。作为最大且增长最快的新兴经济体，我国在世界经济版图上的位置将发生重大根本性变化。一方面，随着我国对世界经济拉动作用持续增大，各国与我国合作需求趋于增加；但另一方面，我国与主要国家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竞争有可能加剧。主要国家尤其是处于领导地位的美国，对我国的基本态度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上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的情形，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内再现于我国和美国之间。加上中、美经济周期不同，相对优势的此消彼长，将导致外部环境对我国出现不利的变化。
（二）
未来10年我国仍处于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从国内看，未来10年，我国经济规模及市场容量巨大、地区间产业梯次升级空间广阔、储蓄率高、基础设施完善等有利于发展的因素仍会继续存在，发展能力提升的空间仍然很大。但阻碍发展的因素也在累积，经济增长的技术支撑脆弱，资源约束凸显，环境不堪重负，等等。这些障碍如果不能成功破解，将会影响我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第一，要素供给增长速度放慢但供给质量有所提高。未来10年，要素供给增长将明显放慢，导致经济增长减速。一是随着生育率持续下降和老龄化步伐加快，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将下降，劳动力增长减速并转为下降。二是储蓄率将出现下降的趋势。受人口年龄结构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以及信贷政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预计未来10年储蓄率将下降。三是劳动力再配置进程接近尾声。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减少，转移难度加大；另一方面，二次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也在减弱。虽然要素供给增长速度放慢，但要素供给质量将有所提高。其一是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加快，劳动力整体素质提高。其二是研发投入增长迅速。其三是资本存量质量上升，建设了一大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重大装备和重要基础设施，为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要素禀赋关系与成本上升将改变原有的比较优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基于劳动力相对于资本大量剩余这一基本要素禀赋关系。但随着资本存量在高投资带动下迅速积累，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减少，以及人口和劳动力增长的放慢，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将发生逆转。这种要素禀赋关系变化，将对建立在劳动力比较优势上的原有增长模式构成强烈冲击，加上人民币汇率升值等因素的叠加，将直接影响我国经济比较优势的转变。
第三，资源、环境压力更大。相对其他国家，我国经济增长的资源使用强度较高。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我国作为后发国家由国际市场保证资源供给的难度进一步上升。如果现行资源利用方式没有重大转变，今后我国主要矿产资源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将明显上升。尤其在国际环境趋于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海外资源供应将成为我国持续稳定发展的一个掣肘因素。而资源供给和产品销售的双重对外依赖，将加大我国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约束凸显也是不争的事实，加上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责任，原有发展模式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此外，在经济增长速度逐步减缓的同时，我国在高速发展期积累的社会矛盾有可能进一步显现。比如，各项社会事业发展不足，公共服务水平较低，且有限的公共服务在城乡间、地区间差距较大，等等。
（三）
统筹兼顾，改革创新，在关键领域改革上迈出实质性步伐。
考虑到未来我国经济发展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变化及未来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挑战，需要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目标与任务：一要增强发展的公平与效益；二要挖掘经济增长潜力，重构增长动力；三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环境污染；四要促进对外平衡，扩大国际影响。为此需要在以下几大重点问题上进行突破。
一、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相辅相成，发展重心必须兼顾经济与社会，将公平正义的理念贯彻于各项经济政策之中，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一是要大力加强以改善民生为主的社会建设，大幅度提高教育、就业、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二是要强化环境保护、城市交通等经济发展环境的问责制度，弱化经济增长速度的绩效考核。三是要破除阻碍地区间、城乡间生产要素特别是人口流动的障碍，如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间及区域间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等。四是要鼓励各类公益型非政府组织的建立，为其提供广阔的活动空间。
二、依靠创新驱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未来10年是我国由工业化中期向后期的过渡阶段，必然要求以加快技术创新来推动工业的转型升级。首先，应主要解决创新的主体、动力、领域和平台等问题，应将企业作为创新的主体，将市场竞争作为创新的动力源泉，特别是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其次，应遵循产业创新的规律，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技术进步方式上采取技术创新与技术引进“双轮驱动”，实现“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创新开发——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良性循环。二是形成技术创新的政府和市场“双向引导”，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励企业技术创新，解决技术创新领域内的市场失灵和系统失灵。三是实现二产和三产创新的融合发展。四是以硬设施和软环境的建设推动创造有利的技术创新内部条件，营造崇尚创新的良好氛围。
三、以促进消费为重点扩大内需。无论是从应对当前挑战的实际需要看，还是从长远发展的根本目的看，都必须把扩大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放到扩大内需更加突出的位置。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应完善促进消费的政策措施，完善鼓励居民合理消费的财税、信贷等政策，着力改善消费环境，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四、稳步推进城镇化。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目前，我国城镇化仍然滞后于工业化发展，向现代化国家迈进的过程必然要求加快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城镇化，必须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维护农民权益、严格保护耕地的基础上进行，要大幅度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积极提高城市综合管理和服务水平，从而实现我国城镇化质量的战略性提升。
五、破除资源环境约束，实现可持续发展。当前，资源环境问题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自然资源利用率低下，环境问题呈现不断恶化趋势。要破解我国资源环境约束，实现可持续发展，应将战略重点放在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制度安排和政策保障方面。需从“开源”和“节流”两方面同时入手，提高资源保障能力和环境承载力，减少资源的低效率利用及对环境的损害。一要提高资源的持续供应保障能力，二要完善高效利用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激励与约束制度，三要促进形成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四要健全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支持体系。
六、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未来10年我国经济地位将持续上升，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完善更加适应发展开放型经济要求的体制机制，有效防范风险，以开放促发展、促改革、促创新。
总之，未来10年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关键意义的历史阶段，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要健全的体制机制作保障。因此，我们要坚持既定的改革方向，更加注重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改革的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和经济转型的体制机制，形成有激励有约束的制度安排。具体而言，要在关键领域改革上迈出实质性步伐，使各项制度更加完善。比如，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环境；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加快财税体制改革，焕发经济主体转变发展方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市场功能；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促进结构调整、资源节约和生态环保，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