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定于当地时间12月7日闭幕的多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再一次如很多人“意料”地推迟了。中国代表团谈判代表们正夜以继日，准备为大会的最后结果冲刺。在这样一场历时近半月的艰苦谈判中，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何在？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接受记者专访时“一语道破”——“我们的谈判，是为了给国家争取更长的战略机遇期。”
“中国会承担起与我们国情、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义务”
记者：您如何评价中国在这次多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的表现？
解振华：这次会议已经到了最后时刻。会议主要还是要求发达国家兑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规定的率先减排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的承诺。
今天，全世界面临着越来越多极端气候的挑战，发展中国家受的危害更大。气候变化迫切需要大家携起手来共同应对。
现在讲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减缓，一是适应。二者互相关联。如果加大减缓气候变化的力度，适应气候变化的压力就会减轻。而如果大幅度增加排放量，气候变暖的速度就会加快。
我们所坚持的，是在《公约》和《议定书》的框架下，既要求发达国家大幅度减排，又让他们落实承诺，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适应能力。
某些发达国家以经济的“困难”为借口，拒不履行自己的承诺，不愿意出钱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有些发达国家想通过气候变化问题来制约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节能减排、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是自身发展的需要，符合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潮流和趋势。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同等重要的高度，提出了实现“美丽中国”的目标。通过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
必须意识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明显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人均GDP刚刚超过5000美元，正在向工业化、城市化过渡。发达国家人均GDP达到4-5万美元，已经率先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
根据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库兹涅茨曲线”，随着工业化的进展，排放量会增加，完成工业化、城市化之后，排放量会下降。我们正处在曲线的上升阶段，发达国家处在曲线的下降阶段。因此，要求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大幅度减排是不现实的。
我们要坚持“公平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及各自能力原则”，希望世界各国能够尊重中国的国情，也充分考虑中国的发展阶段，允许中国根据自己的情况，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
中国确实采取了强有力的节能减排、发展清洁能源、植树造林、增加碳汇等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减排量都没有我们大。中国在这方面的力度和成效都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一个国家不承认，他们希望我们做的更多。我们愿意做的更多，但一定要考虑国情，必须坚持一些原则。气候变化的艰苦谈判，是为了给国家争取更长的战略机遇期。
“找到各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平衡点”
记者：在来多哈之前，您已经意识到这将是一次艰苦的谈判？
解振华：每年气候谈判都有很多次，各国的诉求、要求、底牌大家都很清楚。我们有《公约》、《议定书》作为基础，“巴厘行动计划”、哥本哈根协议、坎昆协议、德班的决定作为基石。如果想脱离这些进行谈判肯定是站不住脚的。所有的国家必须在现有的轨道上进行谈判，同时根据新情况与时俱进地做出一些新决定。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态度开放、富有建设性，为了顺应新情况、新变化和世界发展的潮流，我们会积极采取行动。这不仅是对中国老百姓负责，更是对全人类负责。
现在的关键是，在符合全人类利益的同时，还要兼顾各国的利益，找到各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平衡点。这就是多边机制、气候变化谈判最终要追求的结果。
“我们有底气在多边谈判中发挥作用”
记者：在多哈会上您多次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会面，您能否谈谈联合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发挥的作用？
解振华：从潘基文秘书长在多哈气候变化大会高级别会议开幕式的讲话和他与“基础四国”的对话，都可以看到，他对会议的预期和“基础四国”特别是中国是一致的。他也希望完成《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谈判，发达国家切实履行相应的义务；在《公约》框架下，首先要解决资金问题，同时其他要素均有所发展，而且所有工作组要有一个圆满的结果，在这个基础上再开启德班平台的谈判。
潘基文先生非常明确地讲，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机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作用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
我们国内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措施且取得明显成效，这样我们有底气在多边谈判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做好，怎么有底气去要求别人，推进谈判进程？
评价欧盟、美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表现
记者：您能否对欧盟、美国、发展中国家等在多哈气候变化会议上的表现做一个评价？
解振华：应该说欧盟在气候变化谈判的整个过程中一直起着推动的作用。《公约》、《议定书》中要求欧盟做的事他们都在做，而且完成了一些任务。但是这些距离他们的能力和潜力还有较大差距。
美国或“伞形集团”在气候变化谈判的多边机制无所作为或者作为不大。但同时也应该承认，他们在国内采取了很多积极措施。
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他们很想改变自己的现状，但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发展和摆脱贫困。他们要在发展和摆脱贫困的过程中，既提高适应能力又积极减缓气候变化。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最迫切的是得到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应该允许它优先发展，同时解决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不能在自己发展过程中再犯发达国家历史上犯过的错误。所以，对于中国来说，以实际行动应对气候变化是我们自觉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