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了《中国碳市场研究报告2017》(下文简称《报告》)。由《报告》可知，全球碳交易市场还在逐步扩大，到2020年，交易总额有望达到3.5万亿美元，这个交易规模将超过石油市场占据第一大能源交易地位，其中中国将在全球碳排放交易中占据鳌头。而中国碳市场的全面启动将更广泛地发挥碳金融对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推动能源转型的积极作用。
近年来，全球对于气候的关注与日俱增，《巴黎气候协定》的签订就是一个显著证明，其提出，全球要尽快实现温室气体排放达峰，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而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息息相关的二氧化碳交易市场的建立此时就显得尤为重要。据世界银行测算，全球二氧化碳交易需求量预计为每年7亿至13亿吨，由此形成一个年交易额高达140亿—650亿美元的国际温室气体贸易市场。
事实上，各国也早已意识到建立碳交易市场的必要性。目前，在全球范围内较为成熟的四大碳交易所，分别是欧盟、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区域碳交易市场，涉及欧盟27个成员国，近1.2万个工业温室气体排放实体，还有众多的交易中心，如巴黎Bluenext碳交易市场、欧洲气候交易所等。据悉，全球总量四分之三以上的碳产品交易量是在欧洲市场中完成的。
但是，随着全球发展的需求，碳交易市场的建立不能仅仅依靠发达经济体，其他经济体也可量力而行在碳交易方面有所进展。
《报告》提出，截至2016年10月，全球约有40个国家司法管辖区和超过20个城市、州和地区进行了碳定价，覆盖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7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13%。过去10年中，碳定价机制覆盖的全球排放已增长了3倍。
此外，《报告》也指出，到今年年初，全球经济体的大部分已经实施碳定价，形式包括碳排放交易制度、碳税和两者的综合。但在现有机制内，碳价格的变化范围仍然很大。据统计，去年每吨二氧化碳当量价格跨度从不到1美元到131美元，大约有四分之三的排放量价格低于10美元/吨二氧化碳当量。实现内部碳定价的企业数目也有所增加，去年比2014年增加了3倍。这些企业内部所使用的碳价格变化范围也较大，每吨二氧化碳当量价格从0.3美元到893美元不等，其中大约80%的排放定价范围为5—50美元/吨二氧化碳当量。
业内人士认为，全球范围内快速推进碳交易市场的建立，是发挥了市场机制作用，以较低的成本完成节能降碳。碳交易机制的引入，其实并不是给高能耗企业增加负担，而是让大众认识到环境成本，毕竟消除已存在二氧化碳所需成本高于产生的成本。且时间累积越久，消除成本越高。因此，企业在享受环境的同时，也需要为破坏承担责任。
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中国，为担负起大国责任，亦发布了《“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其要求，中国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到2020年力争建成制度完善、交易活跃、监管严格、公开透明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实现稳定、健康、持续发展。
对此，欧洲能源交易所首席执行官PeterReitz在《报告》中称，于2017年启动的中国碳市场“将覆盖4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超过欧洲碳市场的两倍，这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碳交易体系。”
而中国在全面推行碳交易市场之前早有所准备，在2011年10月国家发改委批准了北京、天津、上海、湖北等7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并将2013—2015年定为试点阶段。
《报告》认为，七个试点基本建成了责权明晰、运行顺畅、交易活跃、履约积极的碳交易市场体系，且在运转过程中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对于能源转型发挥了积极作用，也极大地推进了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建设，为建立全国碳市场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在有些方面我们已经走在了国际前列。”曾担任《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主席的段茂盛曾对媒体如此表示，他说，例如在给企业的免费配额上，欧洲用的是企业的历史产量，但在经济波动较大的时候，这个衡量方式会出现问题。而中国采用的是企业实际产量，本质上是要求提高效率、降低排量，而不是限制服务。当然，尽管中国拥有了试点经验，但是全国推广仍会面临很多问题。《报告》表示，中国想要构建成功的全国碳市场仍需要多个政府部门、私营机构和民间社会的共同参与，需要详细的政策法规和技术支持，包括审计、配额分配、报告、监督和核查等多个环节。
也有观点认为，中国现阶段，要谨慎考虑碳排放基准值的设定，此为直接影响碳交易市场活跃程度的主要原因。未来如果可以大面积推广提高能效的低碳创新技术，则可以促进中国碳交易市场快速发展。
专家则表示，既然用市场的手段来解决碳排放问题，就必须考虑到，市场经济本身是追求效率的，不会天然追求公平。而在中国政府可以对市场进行有效引导，而市场反过来也可以影响政府的产业政策，能实现效率和公平较为完美的结合。在美国、欧盟等地，碳市场取得成功都会很难，但在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之下，具备作大、作好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