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碳市场将率先从发电行业启动，这一行业排放规模大，数据质量也最为完整。
邹骥：能源基金会(美国)北京办事处总裁
刘爽：能源基金会(中国)低碳项目主任
郭虹宇：创绿研究院项目主管
马莹莹：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气候变化与能源项目经理
李昂、陈美安：绿色创新发展中心高级分析师、分析师
全国碳市场将率先从发电行业启动，分阶段稳步推行碳市场建设。发电这一个行业的碳市场规模就已超过其他国家的碳市场。
“每吨钢铁挣的钱还不如卖一斤白菜挣的多，在碳交易的情况下这种现象就不会存在了。”
“个人节能减排的行为可以转化成经济价值，比如充公交卡等等。”
历经七地试点，2017年12月19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作为碳资产的“银行”和“仓库”，全国碳交易注册登记系统将落户湖北，系统建设运维任务由上海承担。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勇在当日发布会上介绍，将率先从发电行业启动，分阶段稳步推行碳市场建设。全国大约一千七百多家电力企业的碳排放总量达到三十多亿吨，发电这一个行业的碳市场规模就已超过其他国家的碳市场。
“过去企业用多少煤、多少气、多少电，都是糊涂账。启动碳交易之后，纳入碳交易的这些企业，就要加强内部管理，全面衡量各项指标，那些不赚钱或赚钱不多、竞争激烈的产品，就会考虑是不是放弃。”发布会上，气候司副司长蒋兆理说，“每吨钢铁挣的钱还不如卖一斤白菜挣的多，在碳交易的情况下这种现象就不会存在了。”
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在促进企业积极性和信息公开等方面，碳市场才刚刚拉开序幕。
电力入手，鞭打快牛?
记者：全国统一的碳市场终于启动了，是万事俱备，还是匆忙上马?
刘爽：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不仅有七个试点的“试水”，还有国家发改委制定的政策、标准和法规。但是任何环境政策都不可能一开始就完美出台，碳市场也不是万事俱备。全国碳市场初期也会是一个类似试点的状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积累经验和教训，逐步进行完善。
邹骥：既不是万事俱备，也并非匆忙上马。究竟是快是慢?从低碳转型和整个经济升级、改革的紧迫性来讲，我个人希望还能更快一些，但不管快了还是慢了，眼下的重点是把启动工作做好，尽早将各项工作往前推进。
记者：首批仅纳入发电行业，是否为“鞭打快牛”?
刘爽：根本原因是发电行业的数据质量、可信度和透明度比其他行业好很多。放眼国际，不管是欧盟还是美国加州的碳市场，最开始都是纳入电力行业。
发电行业还可以采用可再生能源，通过燃料替代来减少碳排放，减排空间比较大。从发电逐步拓展到相对复杂的行业，比如钢铁和水泥行业等是从易到难的过程。
郭虹宇：整体看来，电力部门数据的完善性和成熟性会好一些。目前关于碳排放的数据，大部分是按区域或者按整个行业来划分，很少会从企业层面进行统计。碳交易规制的主要是控排企业，但关于企业的很多数据，如历史数据、第三方核准数据等存在不足，所以碳交易数据库的数据存量和质量是目前一个很大的顾虑。
记者：试点省市、试点市场还将持续运行一段时间，在全国统一碳市场已经确定覆盖的行业中，纳入全国碳市场的企业不再参加地方的活动。这意味着地方试点“功成身退”?
刘爽：通俗点说，年排放量2.6万吨以上的发电企业持有的是国家配额，归国家管，而试点管的是那些没有被纳入全国市场的当地其他管控企业。不过，那么多企业，国家管不过来，由省一级分散开来进行管理，所以真正的监管任务很大程度是落在省一级发改委身上的——这也是试点向全国铺开的体现。
全国碳市场启动后，中央和地方政府会有职责分工，比如全国碳市场里配额分配方法是由中央政府制定的，但是将配额分配给具体的企业则是由地方一级的政府，尤其是地方发改委来负责的。
怎样促进企业参与
记者：全国碳市场如何避免“雷声大雨点小”，加大交易量?对企业来说，碳市场会带来经营压力么?
邹骥：对于高碳、高污染的企业来说，无偿或廉价地使用碳资源的年代已经过去了，这些企业要意识到大势所趋——加速转型、技术研发是唯一出路。而另一些非化石能源的企业、低碳的企业是可以从中获利的，只要碳市场提供盈利的空间和机会，他们一定会来的。
刘爽：如果企业认为，在碳市场上购买配额比自己减排的成本更低，就会选择在市场上购买配额，进行交易。这是碳市场的初衷，能够让企业以更优化、更低成本地实现目标。我们判断碳市场好不好，正要关注它能否让企业减排且负担变得更小。
对于先期已经付出很多减排行动，能效比较高的发电行业，国家配额分配时会给予一定的优待，减排越多的企业，越有可能在市场上通过出售配额来获利。
郭虹宇：控排企业的参与程度也与其配额有关。如果企业面临的减排压力不大，而且碳价不高，那它参与动力就会小;反之才有强烈购买其他企业剩余配额的需求。有了这种需求，碳价会提升，其他企业也有了出售剩余配额的动力。
记者：配额过多会不会导致碳交易活跃度不高?
刘爽：我同意这种观点，活跃度不高本质上是因为配额发放过多，总量设计得比较宽松。碳市场是一个人为的市场，当人为交易的商品，也就是配额的供给量太多的时候，基本经济学规律就是它价格不会高。
与中国相似的欧盟碳市场，最开始也出现过配额发放过多的情况，碳价、交易量都低迷。考虑到要更好地平衡企业的负担与减排的平衡，中国在初期很可能也出现这样的情况。
陈美安：为了避免(欧盟)这种现象，全国碳市场可以考虑采取碳价稳定机制，设定价格上下限，当价格过低的时候，减少配额的发放，而当价格过高的时候，可以适度放出预留配额来平抑碳价。
邹骥：现在国内配额分配是政府出面，委托专业机构和专家制定对标标准。但他们都是特定部门的利益相关者，又具有高于他人的行业知识话语权，因此对标标准很容易过松，大多数行业企业拿到足够的排放配额，造成事实上的超量核发。
初期这种方法有现实合理性和必然性，但不能固化这个分配方法，我主张几年以后，用配额拍卖机制逐步替代。未来应通过更严格的配额总量控制，同时引入碳金融，吸引更多资本流入碳市场，来把碳价维持在一个足以让碳市场发挥作用的水平之上。
记者：怎样监督企业不在碳市场中瞒报或投机交易?
马莹莹：公开企业排放数据以及第三方核查信息，并且监管要及时，惩罚措施跟上，处罚力度要比瞒报成本更高，有威慑作用。在深圳碳市场，有企业因为超额排放而遭到三倍于市场价格的罚款。我就看到有两个企业的罚单高达百万。
邹骥：现在有个口号说：“我们碳市场是用来减排的，不是用来炒作的”。但实际上任何市场客观上都可能存在炒作和投机，解决问题的思路方向应当是防范、管控过度投机和炒作，不能因噎废食，因为有投机和炒作造成的风险就不去发展碳金融。
初期为了起步稳妥可以暂不纳入，但强调要在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完善市场体系的背景下理解碳市场、引入碳金融的方向不能模糊。管控市场风险需要在一个风险体系内做出权衡，这是管理市场的艺术。
个人减排可充公交卡?
记者：碳市场似乎离公众很远，公众应该怎样参与?
刘爽：在一些试点地区有尝试，比如广州的碳普惠政策、武汉的碳宝包，让公众感受到个人节能减排的行为可以转化成经济价值，比如充公交卡等等。
郭虹宇：我能想到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作为交易主体去参与，碳交易试点期间，好像个人可以去开个交易账户，作为一种碳金融方式进行交易，类似股票市场;另一种就是公众通过信息披露参与监督，及时了解控排企业的相关信息。
记者：温室气体排放信息披露制度在试点地区未很好推进，全国碳市场应该如何做信息披露?
郭虹宇：目前信息披露机制还没落实，这也导致大家对于碳市场运行的有效性有一定顾虑。碳市场的信息披露，首先还是需要完善企业的信息。现在采用这种MRV(测量、报告与核证)机制，在信息披露的过程中允许第三方机构的监督，一方面是让企业能够更好地做好信息透明化;另一方面也是健全碳市场的一个部分。
信息的公开和透明程度会影响市场发现和改进问题的反应灵敏度。一个强制性的信息公开和信息披露规定，能够确保利益相关方的有效参与，最终充分发挥减排效果。
刘爽：信息披露可以跟碳市场交叉、并行推进。环保部已有的网上排污许可证的信息公开系统可以供碳市场参考。相信未来碳市场公开配额等一系列的数据，都是可以的。
马莹莹：我们一直关心总量控制是不是够严格，能否真正达到减排目标，希望看到总量控制严格且公开。目前从试点来看，有些试点公开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是逐年递减的，但有的没有看到过总量信息。全国碳市场不仅总量信息要公开和评估，企业碳排放数据也应该披露，建议搭建类似环保系统的信息发布平台，公开控排企业数据及监管信息。
记者：你们说建议搭建类似环保系统的信息公开平台，如何将碳交易和其他的环保政策结合起来?
李昂：其他政策包括用能权交易、节能量交易、可再生能源绿证交易以及排污权交易。长期来讲，碳交易可以统领或替代用能权、绿证和节能量交易等政策，成为基础性的市场机制。但在过渡阶段，或者中期，碳交易和其他市场或交易的协调仍然有很大的必要性，否则会存在过度行政和资源浪费的可能性。
从政策整合的角度来看，碳市场需要从交易主体、交易对象、主管部门、交易成本以及激励和融资机制几方面与其他政策相协调。除此之外，碳市场需要与正在进行的电力体制改革相互支撑，形成碳价传导机制，从而有效地发挥其减排功效。
